印度人民党能够与欧美右翼站在一起吗？

导读：随着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与美国分裂的社会中崛起，有着深厚右翼底色的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PJ）中，出现了与欧美右翼势力开展进一步接触交流的呼声。这样的路线是否具有可行性？反映了印度执政党内部的哪些倾向？又会对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产生哪些影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知名战略研究员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在美国“外交政策”评论网站撰文，就该话题发表意见。观察者网全文翻译，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拉贾·莫汉，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印度人民党（BPJ）能否走向全球？在欧洲和美国的右翼势力卷土重来之际，印人党能否与志同道合的西方民族主义政党开展合作？

7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全国保守主义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印人党应该与美国右翼接触的主张。这场会议由总部设在荷兰的埃德蒙德·伯克基金会主办，旨在建立一个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球阵线，现已成为美国与欧洲民族主义右翼政治力量的重要交流场所。今年年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类似会议上，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与英国的“脱欧设计师”奈杰尔·法拉奇等知名右翼人士都发表了主题演讲。

印人党的两位智囊代表——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印度人民党前总书记）与斯瓦潘·达斯古普塔（Swapan Dasgupta，前记者，印度议会上议院提名议员）在华盛顿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印度与全球的右翼政治势力进行协商与合作。虽然两人不能代表印人党的官方立场，这依然是印度右翼人士第一次参加美国的全国保守主义会议。

当地时间7月9日，印度人民党前总书记拉姆·马达夫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全国保守主义会议上演讲。 视频截图

表面上看，印度与西方的民族主义右翼力量开展务实合作的想法似乎过于脱离现实。双方存在真实的隔阂，至少就彼此的本土主义、宗教与对其它问题的焦虑而言。然而，这样的初次接触不应该被彻底否定。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些有意思的结果，尤其是对印度和印人党而言。

潜在的结果包括扩大印度政治精英与世界的接触，这样的接触渠道传统上由印度的左翼力量主导。更进一步的交流同样有助于化解印度右翼逐渐积蓄的反西方情绪，以更细致入微的方式了解欧洲和北美当前的政治旋涡。新建立的联系也能为西方右翼政治势力提供更广泛的、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支持基础。

长期以来，印度左翼精英与国际左翼精英之间的联系始终主导着印度的国际主义。在20世纪之交，印度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建立了深厚联系。印度独立以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他们同英国的工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有热络的往来。但到了20世纪末，随着印度国大党（INC）与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结构的削弱，他们与西方左翼政党开展机制性交流的能力也随之衰退。

印度与西方右翼政治的联系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比如，20世纪20到3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党给当时的印度右翼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者如军队般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架构以及社会动员能力，就连当时西方民主国家的许多人都觉得印象深刻。

1931年初，印度教民族主义领袖穆杰（B.S. Moonje）前往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穆杰认为，可以参照墨索里尼的全国性法西斯青年组织——巴利拉（Balilla）为范例，将信奉印度教的青年人重塑成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

为了削弱英国，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领袖希特勒均向印度的右翼与左翼民族主义团体提供支持。1941年，印度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Subhas Chandra Bose）移居战时的柏林，为了加速推翻英印殖民当局，他选择与希特勒结盟。但鲍斯的政治取向令人无法恭维。为了推翻英印殖民当局，他愿意拥抱任何来自外部的支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左右两派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对英国在欧洲的敌人（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同情。然而，这些接触并没有转化为印度与西方右翼势力（不管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极端形式，还是其它地方的民族主义民主政党）在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议题上的深入交流。

作为印度人民党的前身，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是一个代表右翼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半军事组织。外媒

印度教民族主义直到21世纪初才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发展国际交往的步伐缓慢。印人党最初的工作重心是与海外英语世界中的印度侨民建立联系。近年来，作为执政党，印人党的国际联络工作遵循着“帮助外界更好地认识印人党”的方针，开始同更加广泛的国际参与者（包括驻新德里的外交使团）建立联系。此外，它还在本地区积极开展外联活动，与越南的共产党、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及尼泊尔的印度教徒发展关系。

印人党与西方保守主义者发展的关系不同于这种有限的外联活动。前者将为现代印度的国际主义增添右翼的色彩。

其次，与欧美右翼政党的交流有助于印度保守主义精英对西方社会及其政治形成更全面的认识。无论是印度的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有一种将西方整体上视作一个“充满敌意的黑箱”的强烈冲动。印度左翼在20世纪70年代初走向激进化，整体上更加敌视西方，他们对西方的政策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下意识的反对，导致几乎容不下应该区别对待西方社会及其内部分歧的观点。

印度右翼对西方的敌意则来自另一个方向：他们认为西方价值观对印度的文化与宗教构成了威胁。不过，这样的担忧并没有阻止印人党的前身——印度人民联盟（BJS）——在冷战期间采取普遍的亲西方态度。当时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方面执意反共，批评执政的国大党与苏联交好；另一方面则与西方国家陷入无谓的争吵。但作为一股保守的文化力量，新兴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对他们眼中“西方文化的污染性影响”深感焦虑。

鉴于亚洲地缘政治的不断变化，印人党的两位总理——瓦杰帕伊与莫迪——在战略上做出了更加接近美国的重要决策，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然而，西方对莫迪国内政策的批评正在增加印人党内部的担忧。许多印人党成员无法真正认识到这些批评主要来自西方的自由派；相反，他们将其解读为西方对印度的普遍敌意。

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的政策并没有反映出西方对印人党的担忧，即使是在重视传播民主的拜登政府时期也是如此。印人党与西方右翼开展新一轮接触有助于该党更好地认识到，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众多内部争论与派别。进一步加深了解有助于印人党，进而是印度，对西方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第三，与印人党的交流也会给西方右翼势力带来一定好处。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也许受到种族、文化与宗教层面的焦虑驱使，但无论他们在哪里掌握权力，都要面对与非西方世界打交道的需求。如果与非西方的保守势力打交道将成为西方国家某种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那么印人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右翼政党之一，显然排在交流名单的前列。

传统上来说，西方同样是依靠其左翼政治精英与印度进行交流，而更好地理解印人党的使命与意识形态将帮助西方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大国之一建立联系。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美国巴德学院外交和人文学科教授，《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相当清楚地阐述了西方保守派与印人党接触的理由，随着印度全球地位的提升，“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轨迹，对于寻求在印度从事经贸往来的商业领袖与投资者来说，与希望在稳固基础上建立战略关系的外交官及政策制定者同样重要。”

虽然西方与印人党有充分的理由开展交流，但阻碍也是现实的。印人党对于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团在印度，尤其是在一些部族与低种姓群体中开展的传教活动感到恼火。西方的基督教保守派则对印度的基督教少数族裔遭受攻击表示担忧，并倾向于认同西方自由主义者对印人党及其对非印度教少数族裔政策的批评。达斯古普塔在华盛顿的会议上指出，基督教在印度的劝诱改宗是双方潜在合作的一大威胁。

虽然印人党与西方保守主义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为了融入印度主流社会，印人党在上世纪80年代拥抱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之一。随着权力的增长，印人党开始尝到国家主义的甜头，利用政府的巨大权力来培养政治支持并宣传意识形态议程。对于西方民族主义右翼中那些小政府、市场经济的推崇者来说，这显然不会增加他们对印人党的好感。

在保守派的会议上，马达夫阐述了可能将印人党与西方右翼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上帝、宗教、传统、家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对自由主义思想占据公共政策及舆论主导地位的共同厌恶。

与此同时，欧洲殖民主义留下的狭长阴影依然令印度保守派在与西方同行打交道时小心翼翼。但马达夫坚持主张，“代表10亿印度人的力量已经准备好与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保守派同行站在一起”。这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最近在华盛顿开启的交流可能是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